其二，在立法程序上，既要进一步完善代议民主、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又要尽可能扩大立法的公众参与。

第三，由立法机关与各具有提案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内设机构协调形成立法规划，就不可避免地使立法从提案阶段开始，就变成相关国家机关及其内设机构之间的游戏，进而使立法的内容从一开始就打上严重的部门利益的烙印。比如，基于某一届任期内要大体形成某一领域法律体系的需要，按照立法规划的设计，在某一时间段，立法机关必须通过某一部或者某几部法律，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行政性的手段，要求立法的提案、审议和表决按照立法规划的要求来完成，通过牺牲立法程序的民主来实现立法规划。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4的版，第110页。但这次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又规定了立法规划的相关内容，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26]为加快立法，他还强调，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四是，立法规划实际上忽视和挤占了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提案权。[34] 同前引27，彭真书，第244页。

[25] 刘政、于友民、程湘清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569页。但是，立法规划的存在，特别是执行规划的要求，就大大冲淡了立法过程中互相制约、不可替代的程序，损害了立法的民主性。我们该怎样回应这些难以回答的实质性的问题呢？这是我非常困惑的。

我先还是从您刚才提到的会议说起。我觉得，桑德尔先生在北大吃了一惊，也是期待过高的缘故。或者尽量多读非法律专业的书，把基础打得宽些，将来不论做什么，法律实务、从政、经商或者学术研究，这只有好处，没坏处。这么看，新法治在现实世界里的辖区，指向了党群关系破裂后的一处处废墟。

这就意味着，相对于群众，承担较多的义务而放弃一些特权。我觉得这话颇有洞见，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确实有很强的空想性质（详见陈平：《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观察者网，2014.5.29）。

否则，它只是一堆苍白的术语，译得错漏百出的洋教条。那就是说文革期间来过很多次。在这里，我是把法教义扩大解释了。冯象：没错，这问题现在也严重，贫富分化。

如果梳理法律与文学，冯老师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源头。言论自由可能在民事领域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是可能实现的，因为现在的技术条件变化了。同样，法学的重新出发，也一定要违背法权的教义（Rechtsdogmatik）。一世纪有个犹太哲人菲罗（Philo ofAlexandria），这是他的名言。

吃了点苦头，也学会了很多，交了各民族的朋友。其学理上的表现，便是教条主义盛行。

回到您那个精彩的比喻，确实咱们法学可以分许多教义流派，武林似的。这实际上源自冯象老师那篇著名的文章《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载《读书》9/2008）。

出了课堂，就没它的事了。官员都是党的干部，理应遵守党纪。那好，我们就不用概念法学这个词，但是我们就把这当成是第一种流派，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民法的主流理论，中南也有这样的学者。我指的是这一前景：大部分法学领域日渐美国化，而民法、刑法却化不了，只能继续抄德国、抄日本。但如何分析批判，却不能被那些花拳绣腿和咒语般的术语迷惑了。但是，我感觉桑德尔在北大是败走麦城了。

也许人大、北大他们就是少林、武当。我这一代人，叫老三届，就是卷入文革的六六、六七、六八这三届初高中生。

真的遇上灾难，比如上次汶川地震，大学生纷纷伸出援手，捐款献血，很踊跃的。老百姓哪会跟他说心里话，把他当自家人？ 大学我喜欢美国的制度，本科注重通识教育，法律放在研究生阶段。

可是一旦做此选择，从业者日多，就形成了路径依赖，俗话叫饭碗——天下什么事最大？吃饭的事最大。而我呢，下乡了，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笑声）。

[3]?2012年12月13日，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观众厅，作了《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的精彩讲座。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不是有些悖论？ 冯象：哈哈，法权的教义跟神学教义比，那是小儿科了。我在《国歌》一文中说，农民工的团结，显然不属任何法定的‘权利，而是源自对法权的克服，即人对历史、对自身的正确认识或觉悟。我觉得像党群关系、民主等价值的落空，它的背后的一些问题可能是没有办法从形式法治那里得到回应的。

我在清华住在附小旁边，每天上班，看到父母老人送小孩上学，络绎不绝，开车的、骑车的、步行的都有，一只只书包好沉哪。校友是律所的合伙人，说：有件事儿向您汇报，清华教出来的学生不如从前了。

我和成凡的问题是一样的：您的思想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的？因为您的经历是非常复杂的。（掌声） 陈柏峰：冯老师刚才的谈话当中已经触及到了很多很多问题，他讲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他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要继续提问，但是问题太多了。

像中南政法差不多就是五岳剑派，是规模大，属于是主流的，人数众多。目前很多难解的社会矛盾，包括各类群体事件，都与党群关系的破裂有关。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这也许也是一套解释社会的理论，可能也是一种教义。我觉得这可能是批判思维的一个脉络。我没有把这两个区分开，但实际上是可以分开的，有的是不太看马克思的东西的，但是会引用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这也许跟形式法治讲价值多元有关，因为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社会或儒家的礼法社会可能都不用面对价值多元的问题。

所以很困惑，法治建设三十五年了，怎么会是这样？我的建议是，小课堂和大课堂，两头抓。但是自从告别革命，理想淡出，约束力就弱化了。

虽然这个在年轻人当中人数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我感觉也还是有很多人用这个来分析问题，这里面也包括毛泽东思想。进入 陈柏峰 的专栏 进入 冯象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学出路 法学教育 言论自由 。

其次，在中国它纯属虚构，没有任何立法的基础，也不见于司法实践。中国学了欧洲的大学，法律做本科专业不好，有点浪费人才。